为理想的爱情我来中国

　　童年的大卫在为自己的美式英语受小伙伴嘲笑而苦恼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将来有一天自己的游历中会有古老而神秘的中国这么一站，并希望在这个美丽的国度找到爱情。

　　我做了十年丹麦女婿

　　1985年，我在剑桥大学教书，认识了在那里做护士的丹麦姑娘凯伦，我们一见钟情。那一年，我28岁，凯伦23岁。

　　在认识凯伦之前，我也有过几个女朋友，但直到见到凯伦，我才真正意识到爱情是什么。可以说，凯伦是我真正用心爱过的第一个女人。

　　大卫拿出一张照片给我们看，那是当时大卫和凯伦还有几个朋友在一起。那时的大卫是那么英俊潇洒，凯伦有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看上去像秀兰·邓波儿。

　　我突然注意到，照片中的28岁大卫是一头漂亮的金色卷发，而眼前的大卫的短发则是接近黑色的褐色。我问他，他本来的头发颜色是什么，是现在染了发，还是那时染了。大卫一脸认真地说，那时没染过，现在也没染，不知道怎么回事，头发的颜色逐渐变深了，也许是来了中国的原因吧，所以头发越来越接近黑色。他还真是幽默。

　　1990年，凯伦要回自己的祖国，我毅然辞去剑桥大学的工作，跟她回丹麦。当时，几乎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疯了，为了一个姑娘，放弃自己的事业，离开亲人和朋友，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完全陌生的环境生活，前途未卜。但我觉得凯伦值得我这样做。去丹麦的第二年，我和凯伦结婚了。

　　凯伦的父亲是个农场主，我刚去丹麦的时候，没有正式的工作，经常帮他挤牛奶，同时也给报纸写写文章。通过一年的时间，我学会了丹麦语，凭着我的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学士学位在大学里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
 
　　丹麦那个国家比较寒冷，人似乎也很冷漠，我在那个国家生活多年，感觉始终无法融入那个社会，在那里朋友很少，我生活得很不快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不想要小孩，而凯伦却很想要小孩，这成了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我渐渐萌生了离开丹麦的念头，而凯伦无论如何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这成了我们之间的另一个问题。

　　2001年，经过一番痛苦而慎重的考虑，我还是选择了离婚，我将房子和所有财产留给了凯伦。

　　尽管凯伦当时很痛苦，但她还是理解我。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是亲人，是朋友。休假的时候，我经常去丹麦，住在凯伦家，她现在的丈夫跟我也成了朋友。凯伦如愿以偿地生了个可爱的小宝宝，现在生活得很幸福。

　　爱上了一个湖北姑娘

　　我当时选择离婚，除了生活在丹麦那个国家让我感觉不到快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一直在研究“缘分”这个问题，而有人告诉我，要研究“缘分”，必须来中国，中国才是“缘分”说的发源地。跟凯伦分手后，我无牵无挂，便来到了中国。

　　专门研究“缘分”？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大卫拿出厚厚一本16开本的书给我看，那正是他研究“缘分”的专著，是在加拿大出版的。

　　从2001年起，我一直在现在这所大学从事教学管理工作，业余时间就看中国哲学方面的书，继续研究“缘分”。

　　在大卫的书桌上，我看到一本英文版的《庄子》，汪小姐突然不小心将茶水洒翻了，弄湿了那本书，大卫虽然嘴上一个劲地说“没关系”，但看得出来，他很心疼那本书。

　　从来武汉的那天起，我看着这座城市一天天变美，一天比一天喜欢这座城市。我感觉武汉的“风水”很适合我。在这里，我还经历了我的第二次爱情，虽然它现在像我的第一段爱情那样，也变成了友情。

　　我和简宜(化名)认识的时候，她是英文专业大四的学生，快毕业了。那时候，她有个男朋友，是军校的学生。简宜是那种很特别的女生，像个假小子，大大咧咧，很豪爽，她喜欢打篮球，还会下国际象棋。这正是我喜欢的女孩类型。不过，那时候，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我猜想，简宜主动结识我，并要求当我的助手，也主要是为了跟我练口语。

　　大卫电脑桌上很显眼的位置放着一个相架，是一个中国女孩的单人照。我猜那就是简宜。一问大卫，果然是。

    　2002年春节，简宜热情地邀请我去她的家乡湖北某市过年。在简宜的家乡，我和简宜及她的男友玩得很快乐，这是我第一次过中国的春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跟简宜交往半年之后，简宜告诉我她跟男友分手了。我们就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
 
　　差点就成了湖北女婿

　　我感觉简宜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孩，不像有的女孩子，认为只要是跟西方男人交往就是某种荣耀。我们是那种心灵相通的朋友，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聊不完。

　　简宜经常陪我下国际象棋，我们俩谁也不服输，有时候一下就是一通宵。有一次，朋友怪里怪气地问我，你和简宜昨晚干什么了？我说下棋呀。人家怎么也不相信我，可我说的是大实话。

　　简宜虽然像个假小子，但她的脑袋瓜里似乎永远有层出不穷的浪漫念头，她不断地给我制造惊喜。前一分钟，她还说真抱歉，我要回家，不能陪你了，后一分钟，她却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在一起，总是那么快乐。

　　我和简宜对这段感情都是很认真的，我是把她作为结婚对象在交往。我父母甚至把她作为准儿媳跟她通过越洋电话，她的照片一直放在英国我父母家里。

　　大卫给我看了他父母在英国的家里拍的一张照片，案几上放的一个相架里果然是简宜的照片。

　　我一直觉得我和简宜是很有“缘分”的。可是，尽管我去简宜家过过两个春节，他父母也把我当准女婿款待，但他们骨子里一直没有真正接纳我，他们始终不能接受女儿嫁个“老外”，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婿是中国人。2004年8月，我和简宜不得不分手了。分手时，我们两人都哭得很伤心。

　　简宜现在在澳大利亚留学，在那里有了新的男朋友，当然是中国人。前不久，她回国休假，专门到学校来看了我。

　　希望找到有缘人

　　到现在为止，我真正爱过的女人只有两个，就是凯伦和简宜。我深爱她们，但我最终都失去了她们。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遗憾，当然有。但我的爱情观是，爱一个人，不在于你是否能得到她，你是否幸福，而在于你是否能给她带来快乐和幸福。

　　凯伦跟我做夫妻的时候，我不快乐，她也不快乐；简宜如果跟我结婚，她的家人拼命反对，她也不会快乐。让自己爱的人不快乐，不如放手，让她们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现在，我已经把武汉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巧的是，武汉与我的故乡曼彻斯特是友好城市)，我希望在这里找到我的第三段爱情。

　　主动结识我与我交往的女孩也有，但不是我所喜欢的那种类型。

　　一个人的生活太孤独，我也渴望亲情，我想有妻子有孩子，一家三口在武汉这座美丽的城市生活。

　　记者手记

　　爱是什么

　　爱是什么？这个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研究“缘分”的大卫的爱情观是：爱一个人，就是要让她快乐、幸福，如果不能给她带来快乐，而只会让她难受，不如赶快放手。当他感觉生活在丹麦，自己不快乐，为此连孩子都不想要，妻子凯伦也为此不快乐，他便觉得缘分尽了。尽管彼此还有爱，也只能分手。当他觉得简宜在他和父母之间很为难时，他又选择了放手，因为不想让自己深爱的女孩为此不快乐，尽管彼此还有爱。

　　做讲述记者，我已经见多不怪了，有很多人，对爱情中的得失斤斤计较。失恋了，就觉得那个人多么多么对不起自己，甚至扬言要自杀，要伤害那个“负心人”。应该学学大卫这种豁达的心态。

　　爱情是一种美好的感情，只有以美好的心态来对待它，你才能得到它。无论是缘来缘去，我们都应该有一种感恩之心：感谢上苍，让我得到过这一段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