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新发展农村经济的思考 从红富士到黑松林

如今，孙佑春承包的荒山成了“绿色银行”，但孙佑春仍为村集体经济的薄弱而苦恼。

当年积极推行联墩计酬的侯家庵村，如今村委会大院准备对外招租。

　　□本报记者 慈勤亮 颜潇/文 王晓/图

    张皮村、单家疃、赤金泊……19世纪80年代初，这些村或因率先大胆推行联墩计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因村集体经济兴旺，一度走在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前沿，成为那个时代的“榜样”。然而，随着农村新形势、新情况的不断发展变化，如今，这些村庄都遭遇了后继乏力的新难题。他们面临的具体问题可能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当年他们因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而领先；今天他们要实现突破，也必须在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上下功夫。而他们要补的“功课”，也是我们多数农村的“必修课”——当然“学习”的方式、方法可能会有所不同。

　　从“红富士”到“黑松林”，张皮一直在探索

　　20多年前，文登市文登营镇的张皮村，在文登率先推行联墩计酬责任制，不仅极大地释放了张皮人的劳动热情，也较好地解决了张皮人的温饱问题。然而，如今的张皮，与一些富裕的村子相比，明显是越落越远了。当年敢为人先的张皮人，为何在从“温饱”向“富裕”跨越时却显得步履蹒跚？

　　“发展的问题说到底还是观念的问题。”曾带领张皮人偷偷搞起“联墩计酬”的孙佑春对解放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感悟颇深，“思想不断解放，就能不断发展；思想一时不转变，经济马上就滑坡。”

　　曾多年担任村支书的孙佑春，留下了一串奋斗、探索的足迹。在带头成功搞起“联墩计酬”之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又一次带领村民在致富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当时上级号召栽种红富士苹果树，并从外面引进了一批树苗。那时红富士苹果是新品种，村民们根本不认识，觉得老果树的效益还挺好的，不愿将老果树进行品种改良。”孙佑春说。看到这种情况，孙佑春带头搞起了试验，在村北山上的一片薄地里，栽下了张皮村的第一批红富士果树苗。为了搞好试验，他一冬天没有闲着，天天泡在果园里。

　　勤劳换来了回报。孙佑春头一年种上的红富士，第二年就挂了果。“第二年收了6筐苹果，每筐大概有30公斤。”孙佑春说，第三年苹果开始丰收，当时用了一辆解放拖盘车才运走。那时，红富士苹果的价格比普通苹果高出很多，村民们一看孙佑春试验成功了，纷纷跟着种起了红富士。

　　“如今，全村100多户人家有二十七八户种上了红富士苹果。”孙佑春说，“种苹果成了不少村民的主要生财之道。”

　　红富士确实一度让张皮人尝到了“甜头”，但是20多年过去了，张皮人仍依靠着那树龄越来越长、品种越来越老化的红富士，而且红富士苹果的价格优势和比较效益越来越低。下一步的致富之路在哪里？

　　已经从村支书位置退下多年的孙佑春，将思索的目光投向村子周围的那一大片荒山。几年前，当这些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向外承租时，孙佑春叫行承包了位于村子东南的一大片荒山，种上了黑松林。

　　如今，这片荒山已经变成了“绿色银行”。登上山顶，放眼望去，周边都是绿油油的黑松。栽种了四年多的黑松苗今年开始慢慢变现了。“今年已经卖了2000多棵松树苗，收入三四万元。”孙佑春说，他还带动村里几名农户一起种植经济林，他们种的经济林也开始见效益了。

　　黑松林虽然让孙佑春和个别农户找到了另外一条致富门路，但是张皮村整体富裕却依然没有实现。“村里并没有多少积累，就连这条路也是对口单位援建的。”孙佑春指着连接村庄到公路之间的一条水泥路说。

　　离开土地找不到“感觉”，张皮错失了发展良机

　　在“红富士”带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上世纪80年代末期，文登的乡镇和村办企业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的村依靠兴办企业快速致富，使村里的经济建设走上了快车道。然而，在这新一轮的发展中，张皮村却没有搭上时代的列车。

　　对于孙佑春，对于张皮村，历史并不是没有给予机遇。本可以搭上这班车的孙佑春，却一次次错失了机遇。

　　随着乡镇和村办企业的兴起，文登营镇也搞起了工厂。

　　孙佑春搞联墩计酬成了典型，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因而，在发展乡镇企业的时候，公社领导看中了孙佑春的见识和闯劲，想让他到工业管理办公室工作。但是，无论领导怎样做工作，这个曾经敢于第一个推行联墩计酬的汉子却再三推辞。后来公社又上马了一家工厂，想让他去当厂长，也被他推辞掉了。

　　“由于自己没有搞工业的经验，当时担心做不来，不敢去闯。”孙佑春说。没有“出山”的孙佑春依然带着村民过着“土里刨食”的日子，村民的经济收入依然依赖红富士。

　　“当年的包产到户，很好地解决了农村的温饱问题。如今，农民再也不用为吃粮发愁了。但没有集体经济的壮大，难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突破。”经过多年摸索之后，孙佑春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与张皮村相邻的文登营镇侯家庵村，也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个当年积极响应推行联墩计酬的小村庄，由于没有抓住机遇，迅速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不仅在新农村建设中落在了后面，而且现今村干部的工资已连续多年都是用“白条”充抵的。

　　如果不是村民指点，很难让人相信侯家庵村口路边一座破落的大院就是村委会所在地。

　　这座石头院墙的大院内有十几间平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风格的木门窗上油漆已经脱落，许多门窗上的玻璃也没了踪影。院内不常走人的地方长满了荒草，经常走人的地方是裸露的沙土地，村委会办公室内也没有人办公。

　　“村里没有集体经济，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村支书王善泽说，由于村里没有集体积累，许多事都没法办，村干部的工资都是打的“白条”，好几年没有兑现了。他指着大院内的十几间平房说，村里打算将村委会闲置的房屋对外招租以救急。

　　“当年文登营驻地的几个村都赶不上我们村，但现在我们已经落在后面了。”王善泽说。

　　赤金泊虽然抓住了发展村办企业的时机，但是由于村办企业没能跟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而适时转轨，现在也纷纷凋闭了。一时红火的村办企业为现在的赤金泊村留下的是一堆债务。集体经济的疲态，让上任不久的文登市葛家镇赤金泊村村支书宫照欣同样感到无奈。

　　“给老人发放福利，自来水、沼气池建设，许多为民谋利的事都需要花钱，但是缺少了集体经济积累，如何去落实？”宫照欣说，目前他迫切希望的就是能够再度壮大集体经济，使村子再次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因此，上任不久，他就开始抓起了村里的花卉基地建设。“从这里起步，重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把赤金泊的新农村建设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宫照欣说。

　　城乡互动，工农互动，善借外力建设新农村

　　张皮的迷茫、赤金泊的困惑，反映出了由“温饱”向“富裕”转轨时的农村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对这种矛盾的实质，市委党校教授王东普有过调查研究。他认为，土地是农村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农民的命根子。对于包产到户这一伟大创举的贡献和时代意义，我们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但是也要看到，这种意义毕竟有其时代局限性。经过20多年的包产到户，农村的生产力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相应的局限性也体现出来了。这种局限性的最典型表现，就是没有根本改变小农经济的本来面目。这种小而散的土地状态，决定了我们还没有挣脱小农经济的束缚。在确保农村稳定的前提下，即毫不动摇地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农村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事实上，对破解张皮、赤金泊难题的办法，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有明确论述。报告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

　　我市已经有一些成功的实践在支持这些论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市部分地方开始出现“企并村”现象。而荣成市虎山镇的好当家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1999年3月17日，荣成市虎山镇张家村召开村民大会，有表决权的924名村民就本村与好当家集团（当时的山东邱家集团）合并进行表决，赞成票为78%，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法定票数，表决通过。

　　原张家村村民由此变成了城镇居民，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他们住进了统一规划建设的楼房，到企业里上班，也缴纳了养老保险。

　　自1999年起，好当家集团着手实施“村企合并，联姻发展”工程，先后合并了荣成市虎山镇的张家村、岭西村、冯家村、卞家村、唐家村、陈家村和北于家村，通过“开发整合资源、推进城镇建设、加强社会保障”，形成了农业龙头产业集团，建设了农民城和食品城。

　　在合并过程中实现了农民的城镇化居住。好当家集团在虎山镇周边累计投资5亿元兴建了10万平方米的住宅小区，使合并村农民拥有了不低于城市的生活条件。而合并7个村后，好当家集团拥有耕地5000余亩、山峦500余亩，由集团统一规划开发，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

　　企并村过程中，企业采取与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签订经营转让合同的形式，使“所有权（土地承包权）与使用权（土地经营权）相分离”，企业虽然掌握经营决策权，但农民依然保留土地承包权。这种新型合同形式，一方面解决了企业选择种植品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消除了农民的顾虑。当企业出现经营风险特别是企业倒闭时，不影响农民收回其土地经营权。因而并没有违反固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王东普认为，“企并村”模式是资本和劳动的联合，农户参与工厂劳动和收益分配，这对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四大结构性矛盾——农村组织结构矛盾、农产品价格结构性矛盾、农村耕地结构性矛盾和农村城镇化的结构性矛盾，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因此该模式也更加具有生命力。

　　王东普认为，“企并村”模式反映了自包产到户以来农民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既是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更深层次觉醒，也是农民自发创造的、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通过集体谈判进行的有益尝试。这种以土地和劳动换取城市生活的“企并村”模式，在盘活土地、村庄和农产品的过程中，农业、农民、农村的生产力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从而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

　　当然，解决张皮的迷茫、赤金泊的困惑，模式可能不只这一个，办法可能不只这一种。但有一点是不变的：解决新问题必须用新办法，实现新发展必须有新观念。因为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将来的实践还会继续证明：解放思想才是加快发展的“总开关”、“金钥匙”；要想不断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地解放思想。